▲和平醫院SARS隔離日記
☉林秉鴻（和平醫院小兒科醫師）
（轉載自http://wiki.newzilla.org/SARSQuarantineDiary）
△前一日（2003年4月23日）
早上起床之後，電視用很驚悚的報導和平醫院有7名SARS極可能病例，爆發院內集體感染。其實這件事情在昨天院內的耳語就已經沸沸揚揚，只是院方一直沒有公開的說明與措施，處理的時效是有點晚。媽媽驚慌失措的叫我不要去，反正我都已經要去另外的醫院任職，我說先去醫院看看上級有什麼指示，我相信醫院應該會有一套有效的管理防疫措施。後來的事實證明，我當初的想法真的是太天真了。
來到醫院之後，可預期的，除了病患家屬人心惶惶之外，所有醫護人員也是人心思變。整個上午病房忙翻了，所有病人都吵著要出院，院方的指示要把全體病人轉往士林的陽明醫院，可是萬華離士林實在有點遠，大部分的病人還是選擇提早出院或是自動離院再自行前往其他家醫院的急診為多。但還是有4位病人表示要留下來繼續住院，我們醫生護士都笑笑說應該叫院長頒發「和平之友」獎章給他們。
下午召開科內會議，院方指示和平醫院關急診、病房、及門診，只剩下預約門診的部分，本科也精簡留下大約1/5的人力，大家輪流在家休息。其實我們科內的住院醫師都有輪值急診，誰會被感染都不曉得。
護理站驚傳出與我們科同一樓層的婦產科病人X光片發現肺右葉白色區塊，而且比昨天的來的大，科內同仁紛紛議論這兩張X光片，並且狂罵收她住院的主治醫師。這位病人正是B8病房的看護工，28歲印尼籍人士而且是名孕婦，不巧的是她這次照顧胡姓超級散播者隔壁床的中風病人。前天背病人的時候出現下體流血，晚間開始發燒，這位婦產科主治醫師明知其危險性還把她收來我們病房，自然被大罵豬頭。我們會本院感染科醫生但他一直遲遲未出現，最後是一名胸腔科醫師來看，他看了也說不能排除SARS的可能性，然後就走了。我們有4位照顧她的護士小姐聽了臉都綠了，她們事先並不知情。
全院籠罩在一股不安的氣氛當中，所有醫護人員強迫照胸腔X光，我照了，沒事，可以準備回家了。一位學姐照了之後發現有異常立刻被要求切一張電腦斷層，後來切出來只是一些纖維化組織，是舊的發炎留下來的痕跡。科內大家虛驚一場。
回到家後我立即沐浴更衣，晚餐自己一份菜飯並使用免洗餐具，我也盡量離爸媽遠遠的，兩位住校的妹妹也通知她們不必回來了，整晚接到親友的安慰電話不斷，甚至報秘方的都有。我心裡想想其實沒事的話有一段長假也不錯，在憂喜參半的心情之下也就睡了。
△第一日（2003年4月24日）
早上睡覺睡到自然醒，起來看看午間新聞發現還沒什麼事，一樣用過自己一份的早餐之後，一邊回email一邊心裡盤算這一兩個禮拜有什麼計畫。但不巧下午三點鐘便接到所有和平醫護工作人員緊急召回的電話，我搬了一只旅行箱，收拾好衣服、電腦和幾本書，和下班剛回到家的爸爸說明情況，然後就開車往和平醫院進發。路上我還特別到7-11狂購一些餅乾糧食和一副撲克牌，接著又接到學長的一通特急電，說如果一小時之內不到的話就要被罰六萬塊錢。心裡想政府怎麼會發明這種隔離措施，把一千多名和平醫院員工全部召回和SARS病人關在一起，這不是要做一千多份的病毒培養嗎？在SARS的傳染途徑不明的情況之下，一千多人在一起很容易就交叉感染，然後就一個一個發病，剛好便證明台北市衛生局這個措施是不對的。
在無奈的心情之中，最後到達和平醫院，戴口罩的員警把黃布條拉起來，我就驅車下停車場，停車場的出口已經被一座長椅堵住，不過我想想搬開其實不是難事，只不過現在萬夫所指，離開已經不太可能，而且在外面社區遇到也是遲早的事。兒科的醫師幾乎全到齊，只有一位R1到現在還在落跑。大家聚在辦公室一邊看新聞一邊抱怨連連，婦兒科三班的護士小姐也幾乎全到，開始把嬰兒室的嬰兒床全部推出來，然後消毒嬰兒室，她們今天晚上全部都要擠在那邊過夜。院方高層現在更是忙著開會和應付記者，沒有任何的指示或說明，整個醫院簡直是無政府狀態。我們還被通知家人要被居家隔離，心情更加沮喪。科內有位新生兒科的主治醫師，妻子也是本科的護理師，兩個人同時被隔離，六個月大的女兒還在家中不知託誰照顧。我們幾個住院醫師開始打掃清理病房並領東西（棉被、睡袋、枕頭、牙膏）等等，後來聽說衛生局長邱淑媞要來，便吆喝去堵邱淑媞，但是側門有兩層黃布條圍著，中間有警衛擋著，外面的布條圍著大批的媒體記者，裡面的布條聚集著我們和平的工作人員，等了半天不見邱淑媞來，大家就自行離去。
晚上大約10點，我剛好備好一份資料給科上的小兒感染專家蔡醫師，走進院長室看見黃主任、蔡醫師及吳院長等醫院高層正在和邱淑媞開視訊會議。好個邱淑媞！原來說要來是這種來法。主任和蔡醫師激動的說衛生局和疾病管制局應該要指派專人來指揮和平醫院，但是邱叔緹卻反要求我們醫院內部自己要組織起來，並要求院長要約束一下自己的手下。我聽了心裡真的是涼到谷底。沒辦法！現在的內科主任黃蓮奇、總醫師詹尚易與全體內科醫師等人運用和平醫院僅有的11間負壓隔離房（其中有兩房不能用），一肩扛起第一線救治SARS的責任，等衛生局的人來實在太慢。當主管的人無法身先士卒，怎能夠瞭解第一線的實際情況呢？邱淑媞妳好歹也是和平醫院家醫科出來的吧！因為家醫科主任不讓妳升主治醫師，今天妳就來報復了嗎？所有醫學界人士摸著良心都知道，現在每家醫院都藏著SARS病人隱瞞不報，SARS的滲入台灣，不是因為今天和平醫院漏看了一位病人然後爆發集體院內感染所引起的這麼單純，而是今日兩岸交流實在太頻繁，SARS早已悄悄進來了。台大醫師說好不容易建立起來的SARS防護網終於破了，這句話實在說的很沒知識也沒良心。不過也好，他們的壓力也很大，如今終於可以找一個台階下。台大的成就在於卓越的ICU照護技術，使我們SARS的死亡率保持為零，這點我們必須向台大致敬，不過以後感染人數不斷攀升、呼吸器不夠用的情況之下，死亡率恐怕就沒有那麼漂亮了。全台灣的醫療單位和衛生單位有個共同認知在，要在北中南東各找一兩間SARS專門醫院，誰早被抓到院內感染誰就倒楣，所以大家都知情不報，以致於在和平醫院爆發之前，全台SARS疑似病例只有30例左右。今天將和平醫院一千多位員工及病患及家屬留在這裡，除了加強社會大眾「哦！原來SARS就是從和平醫院傳出去。」的懲罰性隔離之外，實在想不出來這種隔離法有哪一點符合防疫的原理？為什麼不把沒發病的的醫護人員居家隔離就好？要辦集中隔離為何不做好分區隔離？沒辦法！台灣人民好騙！政客愛演戲！
晚間又出現一位和平醫院護士搭乘阿囉哈跑回高雄的新聞，我心想這下和平醫院真的是跳到黃河都洗不清了。晚間12點鐘行政院發佈命令讓符合七點條件的病患家屬能夠離院，更證明了這次的隔離是依照政治運作原理而不是醫學防疫的原則。院內不斷廣播全體內科醫師到五樓開會或到哪裡哪裡，我看他們遲早會力盡倒下，院內分區隔離的措施做的不是很好，又有一位跟急診及B8病房八竿子打不著的秘書室的行政人員發病。大家在一片謾罵聲中看完夜間新聞，忙了一天實在很累，也就各自回房睡了。
△第二日（2003年4月25日）
大約八點的時候就被學長吵起床，說是有護士小姐集體抗議，在電視上看到那些熟悉的面孔，有些是我們A6病房或是急診的工作伙伴，新聞報導的方式先是用同情及人權的角度出發，接著市政府發佈命令說要罰六萬塊錢及記兩大過處分之後，再改以與香港威爾斯親王醫院醫護人員自動自發照顧SARS病患做比較報導。我還是一句老話：「今天政府是以強制集中隔離的方式而不是以成立SARS專門醫院來做號召來扣住這一千多人，既然如此我們要求隔離的人權以及正當性並不過份。」台灣媒體胡改濫造新聞的惡質由此可見一斑。
科內的醫師全部接受耳溫槍的測量，蔡醫師37.8。C最高，但還不到38。C發燒的標準，我37.2。C，好險好險！蔡醫師說她還有點拉肚子，她說她如果真的發燒的話就馬上從10樓跳下去，大家聽了都說沒必要這樣，總醫師學長趁她不在的時候叫大家盯住她，這幾天感染科醫師的壓力很大，不是去開會就是去看疑似SARS病人，幾乎沒有時間休息。科內的人只要聚在辦公室內就戴著口罩，連睡覺也戴著只有吃東西時才會脫下來，而且每兩天就換一副。嬰兒室的隔離衣也被我們拿來利用，只要出去辦公室就穿著，手套也是戴著，尤其是當坐電梯需要按電梯按鈕時一定由戴手套的人去按。科內做每天例行性的消毒，用消毒水噴灑辦公室的器物桌椅，走廊及護理站。但我們深知這樣的隔離漏洞還是很大，比如說主任常去和高層開會，至少院長副院長和內科主任就有進入SARS病房。蔡醫師有看過SARS極可能病例，護理長有去照顧SARS病患。如果從B棟那邊滲透到A棟那一點都不意外。
B棟照顧SARS病患的人力告急，醫院開始擺爛，要求A棟的護士小姐進入B棟去輪班，如不配合就要簽下離職申請書。我們A6的小姐大部分都簽了，醫院用這招也沒用，少數一兩個不簽答應去幫忙，那純粹是她們人格的崇高，到這個節骨眼，身外的名跟利還重要嗎？科內再度召開會議，主任說她被暗示我們兒科醫師也要去B棟幫忙，她希望聽聽我們的意見。總醫師學長詢問工作的內容是什麼，結果是一些打雜的工作。又有人發問為什麼非要我們兒科醫師不可？主任說我們醫師被要求身先士卒，我們如果不去的話那麼護士小姐也不願意去。我們覺得這種作法真的是很愚蠢，兒科的人力應該是保留到小兒SARS病患的出現，而不是在第一時間把我們都燒掉，而且現在B棟那邊照顧SARS病患的防範措施還沒setup好，去了也只是白白送死。後來我們科內達成共識，除非是本院內科醫師全部不支倒地，而又無外院的奧援，我們兒科醫師只好披著隔離衣硬上，前提是要事先聲明我們不熟悉內科的業務，後果不能負責。
小兒感染科蔡醫師接著召開學術討論會，講題是The Worst Condition We Face，講解這幾天來SARS在本院擴散的大致可能途徑，以及如果我們都不去care SARS病患或是分區隔離沒做好我們會遇到什麼樣的最差情況。可能途徑大致如下：
Line 1：曹姓婦人，4/6發病，4/9來和平醫院然後轉台大，4/9傳染給放射師，4/16發病轉三總。
Line 2：胡姓先生，4/18蜂窩性組織炎入急診住院A7，4/20自動出院，4/21發病回急診再轉台大，4/18傳染給急診醫師，4/22發病。同病室兩病人，4/22發病，一名急診護士，4/23發病，兩名急診實習護生，4/23發病，一名醫檢師，4/23發病。
Line 3：B8不明患者、B8護理長，4/17發病。B8書記，4/19發病。三名B8護士、七名B8病人、一名B8工友、一名B8住院醫師、一名B8看護，4/21-23發病。二名洗衣房工友，分別於4/16及4/20發病（收送B8衣物？）其中二名洗衣房工友是有問題的，因為洗衣房工友都是大陸籍人士，到底是B8傳給他們還是他們傳給B8，無法釐清。蔡醫師還提到她實在不明白當局的集中隔離到底用意為何，她已經建議疾病管制局的人做全院人員唾液、尿液、血液、糞便的抗體測試、RTPCR，以及病毒培養，讓和平醫院一千多人的犧牲能做個研究，對全人類有貢獻。
說完與會人士心情都相當沉重，主任出來講幾句話提振士氣，說是笑口常開身體的免疫自然好起來，就不怕ＳＡＲＳ病毒了，說完大家用數位相機照了張合照。傍晚公館國軍替代役男中心開放四百床讓和平醫護人員去休息，但只限於Ｂ棟的人員，我們想上車但是被擋了回來，其實我們的護士已經偷渡過去了。
晚間大家又量一次體溫，我37.3。C，量到蔡醫師38.5。C，她心平氣和的說終於可以不用奔波去開會，叫我們給她幾分鐘的時間，她打了幾通電話，收拾好大包小包的東西，就到二樓去照Ｘ光，然後自己一個人到Ｂ棟去。我戴著手套幫她把東西提到Ａ棟與Ｂ棟的交接處，心裡實在非常生氣，外行領導專業結果就是會這樣，結果人才不斷被犧牲。（蔡醫師開始有喘的情況，我們從她的行動電話得知，時間是四月二十六日下午兩點三十分，之後她拒接任何電話，早上還有電話聯絡本科，我們描繪下她設計的分區隔離動線。）
總醫師說其實她早就知道自己的情況，要不然她不會說那種話，幫大家上了這堂課。其實她會被感染我們科上很吃驚，因為她是我們科上唯一看完一個病人便洗一次手的人，做事非常細心。我們現在的身份已經由Ｃ級的隔離者上升到Ｂ級的隔離者（指跟疑似感染者有第一類接觸的人），情況不太樂觀。
蔡醫師走後我們執行一次全科大消毒，噴灑消毒水之後，再用紫消燈照射我們的辦公室及廁所一個小時，口罩換過，洗澡更衣之後大家各自回房間睡覺。我睡不太著，打開電腦繼續寫我的日記。約莫兩點的時候我路過護理站，一位可愛的大夜nurse正在寫紀錄，照顧剩下的四床病人，我和她聊天聊到去照顧Ｂ棟病人的問題，好像目前也沒有很好的解決方式。
這幾天打電話來探聽或是慰問的師長朋友很多，讓我感覺不是孤軍奮戰，可惜我還缺一位女朋友，如果有這樣的一個人來support我，那該有多好。可愛的nurse用耳溫槍自己量體溫，37.9。C，我笑著跟她說妳要好好保重，她也笑笑回應我，之後我便回病房，結束了漫長的第二天。
△第三日（2003年4月26日）
喚我起床的是院長的全院廣播，除了信心喊話之外，還強調已做好A、B棟的隔離措施。我聽了想想這真是個不錯的開始，沖淡了不少昨天悲戚的氣氛。起床測體溫，36.7。C，很好。
中午去領便當時發現事實又不是如此，還是跟前幾天一樣，各單位的人派人帶著口罩推著推車領便當，而且是A棟、B棟的人混合排在一排。排隊的時候還看到感染科的林醫師，他自己一個人來拿；耳鼻喉科的學長說，他現在是人見人嫌，醫院會變成這樣都是因為他感控（感染控制）沒做好的緣故，所以他必須自己拿。吃便當時，陽明醫院的一名小兒科醫師出現在科內的辦公室，我們問市府派29名醫護人員來我們醫院做什麼，他回答照顧我們A棟的病人，我們說A棟根本不需要什麼醫師照顧，我們自己照顧就很夠了，你們來就是去B棟照顧SARS病人。他說來之前就已經跟醫院簽切結書了，說絕對不去B棟，他算是半自願來的，想說每天還有一萬塊可以領還不錯，他的醫院只有一位是自願要來的。其他的醫院都是發配名額抽籤，誰抽到誰倒楣。我們心裡想這些醫師是來這裡瞎攪和的嗎？有皮膚科的還有婦產科的，現在醫院裡婦產科的病人只有一位，而且我們五位婦產科醫師全部被關在這裡不能走。至於皮膚科醫師，真不知道要來幹嘛。
早上蔡醫師有來電，問我們能不能幫她查到香港的總人口數，我們幫她上網查了，香港的總人口數是680萬，她估計了一下，算出了如果感染已經擴散，那實際上留在和平醫院一千人中只有九人會發病。（後來隔了一天，她修正為一百人。）我們當時聽了都深具信心。下午約兩點的時候，我們打電話過去，得知她開始喘，護士給她氧氣她還自己拿下來，她說如果她需要她會自己戴，之後就不接電話了。黃主任很著急，因為現在都沒人管A棟。美國CDC的兩位官員進駐，可是並不瞭解目前我們A棟的情況，而我們A棟的人員很想疏散，但是外面不相干的人又跑進來。於是她想出來一個分隔AB棟以及疏散的系統，我們看看都覺得她的構想比蔡醫師設計的更完善，於是葉醫師把她的想法打成電腦檔。
她的大意是說A棟是一般生病的人住的地方，B棟是SARS的極可能病例住的地方，A1是照顧A棟病患的醫護人員和其他沒發病的人住的地方，B1是照顧B棟病患的醫護人員和其他SARS疑似病例住的地方，A1、B1各自在和平醫院外找一棟建築，各地區嚴格控管，只要身份一改變就到該去的地方。她說她這個構想已經跟很多高層說，只是他們都沒心情及時間聽，現在她要統計一下A棟各病房的人數拿去說服他們A棟根本不需要留守那麼多的人員在這裡。我們住院醫師一個人負責統計一層，並把人數繪成表格。
下午就是新聞報導和平醫院B棟出現三名死亡的消息，一名上吊自殺。原本我擔心的事情果然發生了，SARS的殺傷力已經表現在它的非生物面。另外兩名是心律不整和心肺衰竭，和平醫院內科以前就天天有人死，只不過現在他們的死大概都會被解釋為SARS吧！
晚上得知蔡醫師的情況已經好轉，吃了Ribavirin之後，已經燒退而且不喘了，不過還有泥巴狀的腹瀉。她目前已經轉往國軍松山醫院隔離觀察，她昨天深夜在急診室留觀的時候，還寫了封信給高層當局。蔡醫師！原諒我私自將妳的名字和信件曝光，我只是覺得如果留在醫院裡的每個人都是像妳這樣想，那SARS就好辦了。有人自私的製造混亂的同時，有人是沈著冷靜的去面對，而且還考慮到其他人。真是人性的兩種極致。
主任極力斡旋的結果我們終於也可以轉往國軍松山醫院，但不久又打電話來通知我們不能去。整棟A棟的阿嫂全部住在我們A6，可是我們常常看到她們全部都沒戴口罩擠在小小的房間裡吃便當。B棟的8名阿嫂有幫忙推病人，據說幾乎全倒了。醫院緊急徵調A棟的阿嫂前去支援，但其中有一位發燒，坐車去替代役男中心又被打回來A棟。有位阿嫂說好在她每天都有吃普拿疼預防，才能夠順利去替代役男中心。也有B棟胖胖的內科醫生跑回來A6佔據房間，現在擺爛不去照顧病人。AB棟的隔離其實已沒意義，現在我們都明白自我隔離才是最重要。只要這幾天做好自己跟外界的隔離，一旦發病，身邊的人就不會怪你。
入眠時我再度想到如何解決SARS的問題，以目前的情況，就算是今天解除封院令，我也不想回家了。我天馬行空的想了許多方法，做了許多的假設，直覺這種新的疾病一定能夠破解的，以我才畢業一年的學養，我想得到的，病毒學家一定想得更多更深。目前經歷這場隔離才第三天，日子還長的很，端看我們要以什麼態度去渡過。
△第四日（2003年4月27日）
腋溫36.2。C，開始輕微咳嗽。今天是星期日，氣溫非常炎熱的一天。
早上又是全院廣播，院長的聲音有些虛弱及嘶啞，我想這幾天他一定是沒睡好，沒有好好充分的休息才會這樣。我心裡想好在這幾天都是在自己熟悉的環境做隔離，與自己熟悉的同事一起吃飯、睡覺互相加油打氣，連院長的聲音的都是那麼的熟悉。院內不少隔離人員心情都是起起伏伏，尤其是工作負荷重、離SARS又近、心理壓力大的B棟工作人員，情緒趨於崩潰的狀態。我又想到今天如果是在人生地不熟的地方與自己不認識的人做隔離又會怎樣，而人性又會怎樣呢？廣播內容充滿建設性，並且要求AB棟做好分棟分層隔離，所有人員待在原單位不動並做嚴格的管制，AB棟的連接走道是所謂的C區，人員的進出必須穿隔離衣並且消毒。其實我深知防止SARS交叉傳染的黃金24小時已過，從第一天召回員工開始就應該這樣做，而不是每個人發個N95口罩就進來，不過再怎麼說，總算建立了秩序。
中午不必去領，便當就自己送來了，用過餐後，我在想蔡醫師的話，一個訓練有素的感染專家的直覺。我們在她離開的時候發現她在科上電腦的資料夾裡頭有一份文件。故事很感人但這不是重點，它告訴了我們這個病的自然進程（Nature Course）。作者Johnny是大陸的實習醫師，1/31接觸到嚴重SARS病人（咳血幫他戴氧氣罩），並在密閉空間（救護車上）中待20分鐘，2/2發病（相隔三天），發病時以嚴重發燒、無力、和腹瀉來表現，2/6開始咳嗽，也開始接受得到這個病的事實（已經拖四天了）。發燒七天之後進入下呼吸道期，也開始出現呼吸困難和咳血，這時候他是用兩邊的爛肺在呼吸，每呼吸一下就痛一次。發燒第九天時他才等到呼吸研究所（也就是我們台灣的加護病房）的病床，開始用呼吸器帶著他呼吸兩個多禮拜，然後痊癒出院。最後在學校宿舍隔離兩個禮拜才恢復正常人的身份。依照這個故事，作者Johnny經歷潛伏期3天，症狀期7天，下呼吸道期兩個多禮拜，恢復隔離期兩個禮拜，其整個自然進程的結束大約要一個半月。Johnny的潛伏期只有短短三天大概跟他接觸到的SARS病患的病毒量（Viral Load）有關，表示這個SARS病患在短短的20分鐘之內傳染了大量的病毒給這位Johnny醫生，所以病毒複製到需要發病的量只要短短三天，這也代表現在在B棟的醫護人員如果防護沒做好的情況。呼吸衰竭的那兩個禮拜是關鍵，死亡就是發生在這個時候，不知是否有人統計插管後病人的存活率？發病到死亡，最快大約只要一個禮拜左右。我看完了心想，如果感控沒做好，這就是以後和平A棟和B棟的命運，每個人都是一個半月沒完沒了，故事一直重複，時間無限延長，這場防疫大戰，很有可能只是拖而已。屆時呼吸照護的人力（有加護病房經驗的護士、胸腔科醫師、麻醉科醫師）、資源（呼吸器、類固醇、Rebavirin、IVIG等等）都是很迫切需要，當人力一個一個倒下，病患人數衝破呼吸加護的資源時，那死亡率就會節節上升（如同目前香港和新加坡的情形），最後直逼這個疾病的自然死亡率，也就是沒有呼吸照護下的死亡率。而這個數字，目前只有中國知道，聽說目前大陸鄉下有很多人都死在設備、資源根本就不足的地區醫院裡（如Johnny文中提到的護工）。這個情形，問落跑回來的台商或是逃難出來的大陸人士最是清楚。但另一方面想，會不會有一部份的人已經有病毒的抗體，根本不會發病，這個答案，只有檢驗試劑的發明才能知道。
現在我們兒科醫師大概都比關在這裡的其他人瞭解SARS，雖然憂心，但也比較鎮定，接下來要想想該怎麼做。人體在SARS病毒入侵的時候，由於對這個病毒還不認識，所以先啟動非專一免疫，一些淋巴球、吞噬球先撲上去（如同現在對SARS未做任何訓練的和平醫院醫護人員，把SARS全堵在B棟），接下來的一個月的時間，讓身體慢慢產生對抗SARS病毒的專一免疫，如抗體、殺手等T細胞衝出來殺死病毒（好比說美國科學家突然發明了疫苗送達台灣，全部的人都打一針）。哪邊速度快哪邊嬴，所以目前我們和平醫院醫護人員（尤其是B棟）正在搶救外界無感染區的時間，而我們有些人體內的白血球正在搶救自己的時間，這是場拼速度的戰爭，檢驗試劑與疫苗的研發一定要快。
我想到了危機總動員裡頭的達斯汀霍夫曼，一個超越政治運作，對疾病有充分的瞭解而心裡頭只有人民生命的疫情控制專家，這樣子做事才能搶在病毒擴散的前面。台灣的達斯汀霍夫曼，你在哪裡？
當天晚上我得知B棟裡頭的情況，已經有4名醫師和25名護士開始發燒，B8的護理長開始呼吸衰竭，插上氣管內管轉長X醫院，她是4/17發病的，進入下呼吸道期剛好10天。有位醫師一天哭了三次。今天的天氣非常的炎熱，為了阻絕空氣傳染的機會，AB兩棟空調全部關閉。進去B棟的人員都要穿白色的生物防護衣，樣子就像是新竹科學園區的無塵衣一樣，穿上去大約10分鐘就全身大汗，然後必須持續這樣工作8到10小時，裡頭的人沒便當吃，因為送便當的人一放下便當在B棟門口人就跑了，所有人忙到沒人有空去拿便當。護士小姐也是忙完交班人就走了，根本沒有人想要留下來吃便當，回到替代役中心時整個人就像快休克一樣。A6的阿嫂每個人眼睛都哭的紅紅的，只要那邊的阿嫂倒一個，這裡的阿嫂就要過去一個，有位阿嫂大熱天還穿著大外套，口含溫度計，手裡拿著經文符咒。我從科辦公室外的窗戶看整座B棟大樓，彷彿是座燃燒的地獄。
晚上科內最後一位醫師也來報到了，我們都笑笑說他這幾天到底躲在哪裡。從學弟妹和同學打來的電話當中得知其他家醫院也在清出SARS病房以及SARS疑似病例的隔離房。前局長葉金川下午就進來，統一對外發言，我們都期待他能改善一下和平醫院目前混亂的情況。邱淑媞晚上才穿白色防護衣進來跟我們高層開會，大家十分不滿她4/24號的封院措施，她卻推說這件事她也是第一次經歷，得知的人都氣到想要去撕她的隔離衣。蔡醫師聽說目前已從B棟急診室轉往松山國軍醫院，走時碰到了我們一位A6林護士進來急診室，說便當剛好可以留給她吃。這位林小姐在封院前後跟本沒有被護理長徵調過去B棟支援，唯一的解釋就是4/22到4/23照顧我們A6的那位印尼籍看護。截至目前為止，我所認識的同事中已有兩名成為SARS疑似病例，大約一個禮拜，只要她們出現呼吸衰竭或是X光有大片的浸潤，就會變成SARS的極可能病例。如果沒出現，那她們可能只是普通的感冒或是腸胃炎而已，或者是SARS病毒只對她們造成輕微的影響。
A6的窗口看到中華路的另一端有一群人為我們點蠟燭祈禱，我們向他們招手他們也向我們招手，他們齊聲說：「加油！」我們回應說：「謝謝！」蠟燭的火焰排成了一個台灣的形狀，像是為整個台灣祈福。台灣所有各級的醫療體系就像是一個人的免疫系統一樣，漸漸將被這隻SARS病毒所激發。
△第五日（2003年4月28日）
腋溫37。C，流鼻水，持續咳嗽。
不知道為什麼咳嗽還沒好，鼻水也跑出來，我本身有過敏性鼻炎，常常起床就是流鼻水，然後鼻涕倒流咳嗽，今天早上醒來就是這個情況。戴著一整晚的口罩，不知道為什麼醒來就已經掉在床邊？
吳院長的廣播還是強調A、B各層已經做好分棟分層控管，並為所有隔離人員加油打氣，他期許所有和平醫院員工不要忘記市立醫院的三好運動，那就是「存好心、說好話、做好事。」我笑笑，雖然是政令的宣導，不過在這節骨眼的確是需要這麼做。黃主任知道B棟的人沒拿便當的事情，也知道我們昨天大約有300多個原封不動的就丟掉的便當，很是心疼。外面很多無業遊民沒飯吃，而300多個便當就被當作SARS垃圾丟掉而且還有某些縣市會阻擋SARS垃圾的進入。於是召開科內會議，通過由小兒科接手統計AB棟人員以及發放便當的業務，而且統一由我們發放A棟每個樓層，就不會發生有人跑出來拿便當的情形。
這個方法很聰明，因為還可以統計現在在AB棟各層各單位的人數，清清楚楚的知道每個醫院的角落藏著有多少人。於是我們逐層清點人數，終於統計出現在在AB棟的各層的人員（(附件六)?），A棟大約是500人，B棟大約是200人，這些人數是會變動的，因為有些是從替代役男中心過來支援的護理人員來輪三班，所以我們必須指派每樓層的負責人每天統計一次素食和葷食便當的人數回報給我們，再由我們兒科醫師冒著在一樓大廳交叉感染的危險從便當車上卸下便當、分好。B棟的便當我們就全部裝在一部推車上，我們把它推到AB棟的連結通道（C區）就掉頭走人。A棟的話我們坐電梯從10樓開始發起，越高樓層的便當擺在推車的越外面，電梯門一打開，就叫各樓層的負責人來拿，如此一來我們每層人員都不會互相碰觸到。便當最重要，由於我們的努力終於使得全院便當控管到正負誤差10到50個左右，當然有時也會出錯，比如醫院臨時加派人手。像有一頓午餐便當不夠，我們兒科就把我們自己的便當都捐出去。各界捐給和平醫院的物資五花八門，什麼都有，有居家休閒服、捕蚊燈、空氣清淨機、佛書、大富翁遊戲、跳棋、象棋、刮鬍泡、衛生棉等等，還有兩台按摩椅、三台跑步機和三台健身車。我們不插手非食物類的物資發放，因為我們兒科扣掉蔡醫師全部也才九個人而已，所以其他物資也是各單位派人到大廳來拿。像我們有一次切西瓜分裝就可以切很久，每個人都是戴口罩、戴手套、穿嬰兒室隔離衣在那邊切，一位婦產科馮醫師也跑過來幫我們切，他說他這個就是切子宮肌瘤的刀法。
政府釋出去照顧B棟的病患醫師一天一萬塊、護士一天三千塊，七天之後就可以移出，隔離十四天後便可回家的消息。有外院的醫師和護士開始響應這項政策，投身進入B棟第一線照顧SARS病患。我們A棟的人先是封院時人心已失，再者又知道B棟那邊的內情，所以大都不願意去。不過也有人想去B棟那邊支援，像我們科上的吳醫師和A6的一些小姐，因為這是最快出去的辦法。繼4/24封院14天以來預計解除隔離的時間是5/7，但是因為A棟又有人爆發感染所以延到5/11。所以就有人想要速戰速決，不過可能要冒極大的風險。
今天開始有媒體來聯絡我，我在網路上傳遞的日記好像已經出名，我還是保持我的原則不在媒體上公布我的日記，可是還是有媒體不斷透過總機電話找到我，這使得我沒有時間寫日記。晚間又有一位熱心政治活動的人士聯絡上我，談到和平醫院員工封院造成的傷亡以及接下來去支援的醫護人員的撫卹金發放的問題，如此一來才能招到義勇軍去照顧SARS病患。我說這絕對是需要的，尤其是4/23、4/24被徵調過去B棟的A棟人員，因為那時候那邊一點合格的防護措施都沒有。但這又牽扯到政治力量的運作，令我十分頭疼，最後我還是選擇再觀察。
咳嗽實在太嚴重，整天咳不停，已經引起身邊的人的懷疑。主任說沒關係你就去照胸部X光這樣對自己或大家都好。我走到A棟2樓的X光科，請求照X光，一位技術員出來叫我自己拿卡，寫下自己的姓名和病例號，拿卡啟動機器，照相，從頭到尾沒有任何的碰觸。我在門外的椅子坐著，心裡忐忑不安，這種經驗在4/23全院大篩檢時就已經經歷過。我心祈求老天保佑肺部不要出現任何陰影，我還有些事情要做。技術員在隔我十步之遙的X光看片箱前說沒問題，我感激神再度賜我幾天自由的時間。
晚間約莫12點時路過A6護理站，從大夜護士那邊攔截到一分給葉金川教授的資料，是台大給葉教授的建議。大意是說由各醫學中心認養各市立署立醫院，由醫學中心收養SARS急重症病患，市立署立醫院收留SARS疑似病患及極可能病患，醫學中心就近認養，如台大認養婦幼、和平醫院，北榮認養陽明、署基醫院，長庚認養省桃，國泰、馬偕也相繼加入等等。我心想不愧是醫界的龍頭及全台第一家照顧SARS病患的醫院，全台SARS的疫情他們已能預見，必須提早做準備。今天全台其他縣市都在怪台北市，視我們為瘟神，等到SARS疫情全台延燒，擁有醫療資源最豐富的台北市將是存活率最高的地方。
△第六日（2003年4月29日）
腋溫仍是37。C，咳嗽變輕微。
我想我真的出名了，今早就有人打電話來找我談我日記的內容，是我們A6的李小姐，從她的談話中我終於可以拼湊出這次事件的全貌，她告訴我封院前後我所不知的另一半—B棟那邊發生的事情。
「4/23封館前，阿長說B8那邊急需要人手，叫我去上小夜班，我問說那邊有沒有做好防護措施？阿長說已經做好了。我說我還是不想去，阿長就大罵我，說我怎麼這麼自私？！如果這次我不去，以後就不用回來上班了，我想我是家裡唯一的經濟來源，家人都失業，我沒工作他們就沒飯吃了，只好硬著頭皮答應，前提是那裡已經做好防護措施。可是當我戴著口罩進到了B8病房問那邊的隔離衣在哪裡，那邊的學姐指著牆上的白袍叫我穿上，我說這不是隔離衣呀？她說這就是隔離衣。真的耶！她們就只是戴個口罩穿著白袍就在SARS病房裡走來走去。我們B8病房裡總共大約有30個病人，卻只有3個護士在照顧（就我所知整座B棟大樓約有100多個病人，護士小姐只有20幾人。）忙都忙到累死，學姐叫我去量所有病人的體溫、心跳、呼吸速率、和血壓（也就是生命跡象）。我去量了，發現所有的病人都在發燒，心裡實在很害怕。因為我不想碰到那些病人，就用電子血壓計量，學姐看到了說，不準，重量。我當然知道電子血壓計比較不準，可是用水銀血壓計我就要碰到那些病人了呀？另外她又指那兩間負壓病房說，裡面的也要量。我跟醫生說那是不是SARS病人，醫師說不是，他們只是一般呼吸衰竭的病人而已。他叫我進去時要穿手術衣、戴手術帽、手套、穿鞋套，我真的欲哭無淚，這只是一般開刀房的無菌穿著，哪裡是隔離衣呢？我趕快進去裡面量一量趕快出來，發現裡面四個人全部都被插管接呼吸器，那時候真的快要當場哭出來。我還有看到開刀房的學妹，她們只是護生而已還沒畢業，連量個血壓都不會，我發覺她們什麼都不知道，開刀房護理長要她們過來她們就被騙過來了，什麼都要教，現在那邊照顧SARS的人力都是師徒制一個帶一個，很少人真正有加護病房的經驗。我下班回到替代役中心，阿長又派鄭小姐去上大夜，然後白班又排我，真的很不公平，為什麼不讓其他人去呢？後來有白色防護衣後就有人自願要去了，然後我跟鄭小姐的班就沒有了，直到第14天才有我的班，叫我待在房間裡不要出來，我看到阿長排的班表我就明白我被犧牲了。我原先想的也是這樣啊！為什麼要騙我？！我是受害者你知不知道？！今天到最後我可能會死掉，而我的家人連我的屍體都見不到，而且他們還要餓肚子。請你把它寫出來但不要寫出我的名字，我不怕得罪任何人，我早就豁出去了，我只是怕我的家人看到我的名字他們會很擔心、會很難過。」說完就哭了起來。
我答應她寫出這段故事，看來封院時B棟的感控比A棟更糟糕，這種情況，我估計大約在第三天的時候才穩定下來，難怪封院第二天B棟的護理人員會跑出來抗爭，而A棟的人員沒有人想去B棟，不是沒有道理的。雖然我知道B棟的王督導和許多AB棟的護理長早就親自下海，可是看來有人已經陷下去就不顧別人的死活。目前這場SARS防疫大戰的最根本問題在於沒有去面對現實，防疫的概念太隨便，措施不符合防疫原理。如果封院時防護措施有做好，那派去B棟的人員將是撲滅SARS大火的水，如果沒有，那她們就是送進大火的油。這個故事只是冰山一角，我無法估算封院三天內有多少人成為當局粉飾太平的受害者，注意！是受害者而不是犧牲者！非自願或不知情者為受害，自願的人才是犧牲，當然也有些自願的人只是去作秀而已。我想起昨天有人打電話來幫我們爭取撫卹金，那時後實在應該答應他的。
今天的廣播已經不是吳院長的聲音，而是葉金川葉教授的聲音。他向我們解釋目前醫院的處理政策，他承諾分三天把B棟的病患及人員全部撤離，到時醫院的危險降低而A棟又沒有人發生感染的話，隔離的14天期限一到就可以全撤。他呼籲有發燒有症狀的人一定要報告主管，然後到B棟一樓的急診室照X光，吃Ribavirin。我們都暫時接受這個官方說法。蔡醫師打電話過來說她在松山醫院，目前身體情況還好。她們一進醫院衣服就要自己脫光，所有東西都不能帶進去，連手機都被銷毀。她費了好大勁才聯絡上我們，那邊沒有水沒電的，問我們能不能送點水跟食物還有鬧鐘給她們？因為她們在裡頭完全不知到外界的時間。
下午傳出B棟男看護工病危而太太不得進來的消息。晚間又有一位內科醫師插管轉國泰醫院。而且A棟五樓的加護病房又有人呼吸衰竭死掉，不知道是否是SARS病人？我們科上的大雄醫師送便當去A棟B2的太平間時嚇了一跳，怎麼都是穿白色防護衣的人？才知他們剛轉一個屍體出去。
晚上主任跑來告訴我，她剛才被高層叫去刮了一頓，說是看到我的日記，寫到AB棟沒有做好分棟分層控管，我心裡想他們可能看到我第三天的日記。主任說她跟高層說我寫的都是事實啊！可是高層就是很不高興，她叫我要稍微節制點。我跟她說不用擔心，這是我的個人行為我會自己負責，而且我還是要照實寫，她聽了也啞口無言。目前我身邊沒有任何的資源和工具可以對SARS做研究，唯一能做的，國中生物課本有教過我們，那就是觀察與紀錄，這幾篇日記就是我的觀察與紀錄。其實我也不是沒有考慮過我自己的處境以及前途，不過面對生命的問題，不是最需要誠實嗎？希望台灣的防疫高層能夠誠實的面對問題，不要再作秀了。晚間我們從新聞得知華西街的西霸天仁濟醫院也封院了，原因就是隱瞞SARS疫情而造成院內感染，不過這次市政府的防疫總算有了經驗，不會把SARS病患留在隔離設施根本不夠的仁濟醫院和所有的員工一起隔離。和平經驗，算是對台灣民眾有了貢獻。
△第七日（2003年4月30日）
耳溫37.9。C，已經幾乎不咳了。但今天是我們隔離人員心情很差的一天。
慈濟大學葉金川教授的聲音經由全院廣播，噩耗在全院的每個角落飄散。「A5加護病房現為疫區視同B區加強隔離，所有A棟人員自今天起重算14天。」他交代B棟人員移出的工作進度，並呼籲所有A棟人員堅守崗位不動，並由各單位主管發給每個人一張體溫及症狀記錄表，從4/30到5/13，A棟是白卡，B棟是紅卡，每個人把卡片掛在脖子上，紅白卡持有人不可相混。他說他視察A棟的結果發現有人脫口罩一起吃便當，互相摸來摸去，打球。他呼籲有這些行為的人不要拿其他人的生命開玩笑，請尊重別人的生命。廣播完我想這一定跟昨天A5加護病房死亡的病人脫不了關係。官方認定相對低危險的區域只剩A棟6F到10F，B2到4F，及A5的洗腎室和行政辦公室兩個地方等。但我們早知A棟與B棟的隔離一直不是最完全的隔離，像葉教授睡A616，院長睡A5院長室等，有幾個內科醫師會回來睡A6病房。這些人都是拿紅卡，他們在連結通道C區會脫下白色防護衣，並宣稱會沐浴，我們有跟這些醫師爭辯過這個問題。何院士認為不可以從B棟跑到A棟，B者恆B，可是高層認為可以。我覺得這就是目前我們台灣最大的悲哀，專家比官小，由外行做決策，可是官員往往最後卻不負責。A棟與B棟的護理人員下班後會有專車各自接送到國軍替代役中心，A棟的人睡二樓，B棟的人睡三樓，在那邊AB棟人員的隔離我目前還沒很詳細的調查。各層的隔離也不是絕對的隔離，基於一些庶務，有些人員會到1F，或是沒控管好的單位就會任由人員到1F大廳拿東西。
聽到這個消息A棟人員的反彈很大，因為大家已經辛苦的撐了7天了，沒想到又要延長14天，所有的努力全歸零。主任知道了很是灰心，她說乾脆不要發便當了，因為我們每發一天的便當就要出去危險的環境待一天，外面沒人管我們，如果我們小兒科有人發病的話，那全部A棟的人發病是不是要算在我們小兒科人的頭上呢？！依照官方的邏輯，當初因無法估計和平醫院院內感染規模的大小，緊急在4/23拿一個鍋蓋把整個和平醫院罩住（罩得不完全，因為選票的壓力或人情的考量把一些病人以及病患家屬都放走。醫生也很有警覺性，早在前一天儘量把病人出光。），到4/30為止和平醫院A棟的人幾乎都沒有發病。那表示4/20左右B棟的感染散播（也就是蔡醫師所說的line 3）並沒有影響到A棟，甚至是B棟的大部分醫護人員。我們全體人員前七天的體溫記錄卡將是最有力的證據，不知道是否有人做這種蒐證的工作？如果以B8病人及護理長等人為第一波感染者，B8原工作人員為第二波感染者，現在強留我們下來的原因，可能是他們發覺已經有第三波（封院隔離尚未做好時，從A棟徵調過去B棟支援的人員）或是第四波感染者（支援的人員回到A棟在A棟散播）的產生。當我們在上一波感染觀察時間的同時，卻無法阻斷下一波感染的發生，而必須再度延長觀察時間，如此一來，最後的結果就是全部的人員都遭感染。除非你能夠在和平醫院的某個封閉的角落，自己切斷和所有人的一切接觸，獨自生存到封院解除的那一天為止。封院的第一天，應該要每個人發配一個獨立的房間，並由外來的人穿生物防護衣來幫我們每個人每天量體溫、提供衣食、和維持秩序，但是這些舉措都沒有，院內的人自行維持系統的運作，已造成交叉感染的發生。
大雄醫師和學長算出要A棟500人14天不發燒的機率等於1個人20年不發燒的機率。這個機率實在很低，A棟的人應該儘速撤出並找500個單人房隔離14天。各科主任忙著相互聯絡，準備和葉金川教授提出我們的訴求。
雖然嘴裡這麼說，我們兒科醫師還是照樣發便當。我被分到送A5的便當，那裡大約有100個便當要送，其中AICU大約有20個人。我從電梯口推出半截推車大喊：「趕快來拿便當！」AICU鐵門外的有個人穿著白色生物防護衣坐在警戒線的後面喊：「我不能過去！」沒辦法！一咬牙把便當推到警戒線外放下就快跑，我回頭瞄了一下洗腎室、秘書室和院長室，現在有大約80個人現在在這裡做治療或過著隔離生活。
今天醫院開始流行用大塊布或床單泡消毒水，然後放在各個進出口或電梯口的地上給大家踩。A6的地上處處可見，可能跟發佈不幸消息有關。目前各個科室私底下的連署行動悄悄在進行，高層對A棟的提早疏散的計畫到底是否能接受就看我們能不能把握住這關鍵的幾天。
△第八日（2003年5月1日）
早上大雄醫師拿著耳溫槍笑著走向我，「接受現實吧！」一量，37.6。C，全科最高，不過還是不算發燒，身體也沒任何異常。在這幾天情勢未明的隔離生活裡，疑神疑鬼很正常，像我們個性一向活潑的黃主任就是個很好的例子。她常常和高層開會後聽到不利的消息就會說：「我好像得到SARS了！我覺得我的免疫力已經沒辦法去抵抗它了！」學長問我的咳嗽是不是在封院之前就開始？我說不是！我很清楚他的懷疑是什麼。他懷疑4/18胡姓病人在急診室造成的感染擴散（line 2）會不會經由我傳到科上？因為4/18當天我與那個急診外科醫師一起在急診室值班，而我們兒科急診一向都是和外科急診共用同一個護士。那位急診外科醫師後來得到SARS送台大，目前已經好轉。我個人本身是不大認同這種推論，因為那一波遭到感染的人現在不是康復中就是病的很嚴重，而我連發病都沒有，不過一被懷疑也會叫人擔心個十天八天的。至於要隱瞞病情那更是簡單不過，只要偷吃退燒藥就好，誰叫SARS的初期症狀就是輕微的發燒呢？這種道理連阿嫂都知道。新生兒科廖醫師常常削水果給大家吃，說可以增加抵抗力，尤其是芭樂，他說吃了大便會變硬，我聽了連忙跑去吃了一個很大的芭樂。
電視上報導B8護理長陳靜秋不幸死亡的消息，台北市長馬英九前來致意，並比照公職人員從優撫卹。昨天我從網路上得知此不幸的消息，長庚的同學post說她自己拔掉氣管內管，後來又被醫師重新插回去，但是不久之後就宣告急救無效死亡，我得知很是難過。我才剛來到和平醫院服務不滿一年，不曾看過她，但科上資深的醫師都認識她，她是全台灣第一個因SARS而死的醫護人員，從4/17發病到4/30死亡歷經短短的14天。不幸中的小小幸運是，因為她公務人員的身份可以領到大約一千萬台幣的撫卹金，但是其他的無名英雄呢？阿嫂、護生呢？因錯誤的政策或是被上級主管壓迫去送死的人呢？希望政府或企業主財團能夠從優對待這些在第一線奮戰的醫護人員，使我們能夠無後顧之憂的堅守住崗位。也讓政府想想花錢做好隔離可以省下多少撫卹金？多少條不必要的人命？！
不幸消息持續傳出，昨晚我們也另外得知B8印尼籍看護在基隆長庚死亡的消息。她就是我們A607的病人，4/22發病到4/30死亡只有短短的9天，這讓我們非常擔心A6的林護士。她是4/22上A6小夜班的護士，由於病人住院時必須由護士詳細詢問基本資料和疾病史，她當時沒戴口罩沒有做任何的防護，在一般談話距離短短的幾分鐘之內她便染上了這個疾病，由此可推測此病飛沫傳染力之強。其餘三名有到過A607也沒有做任何防護的護士並沒有像她一樣跟病人有過近距離的對話，到目前為止均無發病跡象。如果有人問我隔離這幾天觀察到SARS的最有可能的傳染途徑是什麼？我個人認為飛沫傳染還是最主要有效的傳染途徑。目前林護士在國軍松山醫院高燒兩天不退，任何退燒藥都無效，高燒時意識不清，還有拉肚子。我們科上的人關心她有無打IVIG，如果還沒，叫她趕快自費打。IVIG不便宜，一瓶大約要台幣3000元，以她的體重來算兩天總共要打掉40瓶共120000元，但還是值得。後來得知那邊無藥可打，連蔡醫師吃Ribavirin也只給7天而已。醫療資源似乎出現分配不平均或是短缺的現象，改善此點刻不容緩，如果在SARS初期不迅速投予Rebavirin和IVIG，那麼病人很快就會呼吸衰竭。A6的小姐打電話去關心她，發覺她說話時聲音小到幾乎聽不見，她說她很不舒服，非常想吐。Ribavirin是一種干擾病毒複製酵素的藥物，它同時也會干擾人體其他正常的代謝功能，副作用非常的大，吃下去會有疾病更加惡化的錯覺。據我們一位去照顧SARS病患的A6小姐說，她在B8看到的病人都吃不下東西，然後一直吐一直吐，身體非常虛弱，還有頭痛欲裂。病人痛到向她拿止痛藥跟安眠藥，可是幫助不大。那裡的人生存意志力非常的薄弱，既無助而且還要面對所有人對他們的歧視。
下午忽然想到外面的世界還是照常運作著，我想到我報名的網球班已經好幾堂都沒去上了。打電話過去球場，老闆娘責備我怎麼沒有事先請假，沒有請假是不能補課的。我誠實的回答說我在和平醫院，她很害怕的回答叫我不要回去上課了，話沒說幾句就掛電話。我終於瞭解以前在醫學院上課時，老師所提到的病患人權問題。病人總是覺得生了病周圍的人看不起他、不把他當正常人，醫生用權威來歧視他，或是醫療行為傷害了他的心裡。如今我一點一滴的都感受到。
晚間又聽到葉金川教授的廣播，報告B棟疏散的進度。他強調他也有幫A棟的人找疏散的地方，如國軍英雄館和麒麟飯店或是中壢的某個軍方單位，可是碰到的問題是對方不答應，他層級也不夠高，不過他會儘量幫我們想辦法。他在廣播中說他是救火員，是進來幫我們拆炸彈的人，他已經儘量的拆，不要沒事就詛咒他。我想可能是各科室的連署抗議把他給逼急了。今天一天有關於撤到哪裡的傳聞總是不絕於耳，每次都帶給我們很大的希望，只是當一天的結束時，我發覺我還是躺在A612的同一張床上。
△第九日（2003年5月2日）
睡夢中被一聲「林醫師呢？他是不是住這間？」給吵醒，「他現在在睡覺。」門又關上，門外感覺上有兩三人，好像是市醫團隊的醫生，我心想不妙，難道又是日記惹上的麻煩？但一大早擾人清夢實在是很討厭，我繼續在床上睡很久才起來。
中午發完便當之後有三位市醫團隊的醫生來科辦公室找我，分別是忠孝醫院的皮膚科王醫師、陽明醫院的小兒科吳醫師、和一名中興醫院的醫師，我們到樓梯間密談。他們說話時態度溫和讓我放下原先的戒心。他們表示看到我第三天的日記，裡面寫的有些不是實情。他們不在乎外面的記者寫什麼，報紙看完笑笑就丟掉，但是他們必須來跟我澄清，因為有很多人相信我寫的日記。他們前來支援我們是根據衛生局跟各市立醫院開視訊會議所做成的決議，由他們市醫團隊接手和平醫院A棟的業務，使得我們的醫師能夠到B棟去照顧SARS病人，前提也是等到我們A棟都沒有內科醫師可用時他們才會前去B棟，根本沒有所謂的「與醫院簽切結書絕不去B棟」。而忠孝醫院派過來的皮膚科王醫師因為有在長庚醫院訓練過內科一年的經驗所以前來支援。我對他們因為我日記所受到的指責和傷害感到十二萬分的抱歉，並答應他們在日記中做道歉與更正。我也請他們諒解我寫的日記是根據4/26吳醫師到我們科辦公室吃午餐所說的話，那時候很多人都在氣頭上，所以聽不出他說的其實是玩笑話。談話中我得知陽明醫院的賴明隆醫師自A5ICU傳出SARS疫情時自願和本院的一名內科醫師（我們不知道到底是誰？）留守ICU，一共大約20幾人一同封在AICU的鐵門內。我知道AICU裡面也很毒，前天已有一名SARS病人死亡。
B棟5樓ICU傳出慘重的疫情就是前幾天由AICU轉過去一名SARS極可能病例給他們。另外又得知，A9的一般內科病房有一個抽血數據很像SARS的病人。此尿毒症的病人之前有到A5洗腎室洗腎（AICU前天死亡的病人也有在洗腎室洗腎），4/23發燒並且有呼吸喘的現象，抽血發現白血球7780、淋巴球0.95%、GOT 26、GPT 23、CPK 834、LDH 685，X光片兩邊肺葉全白，所有痰液血液培養培養不出任何的細菌，黴漿菌披衣菌抗體也都是陰性，現在病人已退燒而且呼吸正常。主治醫師給的診斷是腎衰竭造成的肺水腫，不過他們還是不放心，效法新加坡醫院的作法用兩台電風扇製造簡單的負壓，將病人身上的病毒吹向窗口。後來我跟科上的醫師討論過這個case，大家認為這個病人的臨床數據很像但是傳染力不像，果真是SARS的話，那A5洗腎室和A9病房現在應該會爆發出疫情。
下午有位台北市議會某議員研究室王主任打電話聯絡我，我告知他A棟的危急以及即刻疏散的必要性。這幾天經歷急遽的變化，使我的眼光一下子拉得很遠，我建議他應推動政府迅速做到以下五點。這是我的個人意見，我的師長們一定想得更深遠更完備。
一、儘速立法通過SARS防治法，賦予政府權力得以徵用土地建築物資做為隔離之用，醫院建立隔離房及負壓病房，徵召口罩製造商、藥商、醫療器材商使得防護和治療資源不於匱乏，動用軍警維持社會金融秩序，及強制實行隔離。
二、派人到香港或新加坡（尤其是新加坡）考察，參考當地政府的隔離措施，以及如何實行隔離並維持社會正常功能的運作，以及如何和人民建立互信。
三、防疫要符合學理而不要符合政治，請有經歷過SARS且訓練有素的感染科醫師主導，只有經歷過的專家才會培養出強烈的直覺，制敵於機先。官員不是往來於公文就是經歷過也看不懂，防疫動作不恰當或太慢。
四、通過撫卹法，使得醫護人員得以拋下家庭生計及親人，勇敢的投入第一線治療SARS的工作。
五、發揚台大治療SARS經驗，利用視訊會議或是派人實習的方式教導全國的醫護人員如何治療SARS，以提高治癒率。台大第一批治療SARS成功的人是全民的資產，請優先保護他們的生命。
大約兩點多，全院廣播傳來葉金川教授的聲音，這次他的音量特別小聲。他說他的工作期限已到要離院了，B棟的人大部分都已移出。A棟的人如果防護習慣做的好又沒有人發病的話，5/13便可回家，但是他不能保證接下來完全無院內感染的發生。他又說這次的事件可以給後人或是加拿大的政府做為參考。接下來廣播傳來不知道那個長官的聲音，說為了答謝葉教授這6天的幫忙我們全體隔離人員來合唱一首「友情」，然後就唱了起來。周圍的人沒有一個人在唱，倒是很擔心我們就這樣被放棄了。SARS就像竄燒的火苗不斷從B棟那邊濺到我們A棟500人的稻草堆上，想不透當局為什麼不把這500人的稻草堆打散呢？這樣零星的火苗就會自動熄滅，而可以保存大部分的稻草，不然的話我們A棟將來會變成另一個規模兩到三倍的B棟。
約莫下午五點，我們最後的三位新生兒加護病房的嬰兒也成功的轉去婦幼醫院，這幾天黃主任為了這件事打了好幾家醫院的電話，有幸蘇前主任在婦幼醫院幫了我們很大的忙，也特別感激婦幼醫院的兒科的王主任和院長的大力支持。黃主任說她總算讓病人都沒有事情的出去，接下來的就是把我們也平安的送出去。我們高興的和也被隔離了9天的保溫箱及嬰兒合照。
有關A棟是否會爆發出感染的疑點實在很多，無法一一詳述。替代役中心三樓爆發出一位醫檢師經三天的發燒寒顫無法忍耐才求醫的事情，令我為去替代役中心三樓隔離的A6小姐們擔心。從阿嫂那邊得知插管轉去新竹省立醫院的B8阿嫂已經走了的消息。後來學長又告訴我B棟1F急診室的小姐已經有4人不行了要插管，其他很多人都發燒。我聽了急忙問是哪4人要插管？學長說他也不知道。我雖然早就知道B1不可能沒事，但是我不知道會那麼嚴重，4/26打電話去急診詢問蔡醫師的狀況還有跟一位小姐通過電話，那時後聽聲音都還好好的。ER三班的小姐我們兒科醫師都認識，因為值急診輪來輪去，到最後大家都很熟。她們有時候很可愛，比如說會煮宵夜給你吃，但有時候又很可恨，比如說大夜時急call你起床去看病人。我腦中突然浮現出她們每個人的臉，想到冰冷的喉頭鏡插入她們年輕美麗的臉龐，呼吸器將一波波的氧氣打入她們無力的軀體內的情景，眼眶不自覺的模糊了，幾滴淚掉到手中發送的便當上面，我儘量讓自己忙著，刻意不要去想。前幾天前主任到我們急診室對面一家很有名的乾麵店吃乾麵，聽到老闆說「護士賺那麼多，有什麼好抗爭的？！」打電話來告訴我們，大家聽了都很生氣。護士一畢業薪水三萬，做久了了不起四萬多，又輪三班又要急救病人，哪裡是份好工作？！不過她們現在都不會再抗爭了，她們已經靜靜的躺下，然後被拆散送往各處，然後無聲無息，罪名跟著她們，但她們再也不會出現在電視上了。
前後9天，和平醫院遭到全部工作人員幾近感染的單位計有B8、B6、B5ICU、及B1急診，AICU的情形我不是很清楚。死亡及感染的人數已超出我能掌握的範圍。
△第十日（2003年5月3日）
寫在前面
更正數點，忠孝醫院皮膚科是王醫師，賴明隆是陽明醫院的內科醫師，A9病人的淋巴球是0.95%。第三天（4/26）日記中有關市醫團隊前來和平醫院支援的描述違背事實，在此向因我日記而遭到中傷的他們感到十萬分的抱歉，第九天和第十天（5/2、5/3）日記有對他們在和平醫院一同抗SARS的奮鬥做描述。也對他們連日來的辛勞以及至今（5/7）仍未脫離危險的處境（他們的護士已經進到危險的AICU中輪班）致上崇高的敬意。
最後一日（2003年5月3日）
昨晚睡的不好，一直掛念著A9的那個病人到底是不是SARS。起床量完體溫，在科辦公室發現一份文件，這是一位在B棟的醫師寫的，他現已遭感染，我們都知道他是誰，他不願公布姓名有他的考量，這份文件提供了許多重要的訊息。首先，謎底終於揭曉，B8的感染源來自於洗衣工人，而洗衣工人為曹姓婦人所感染，line 3其實為line 1的延伸。洗衣工人成為銜接line 1與line 3的重要環節，小小的疏漏沒想到影響全局。也顯示出防疫不能有任何漏洞，外勞、遊民、娼妓也是防疫重要的一環，不容忽視。其次，有關院方疏忽的態度及封院前後感控未有有效具體措施與我在日記中的描述一致，這次和平慘劇院方高層與感控醫師難辭其咎。其三，A棟已高度危險不適合再實行院內隔離是事實。有關鮮紅字的部分「減重百萬噸、三好運動、八大疾病個案管理、組織學習一堆，則嘩眾太多，醫藥專業太少」這句話是指台北市衛生局長邱淑媞任內所制訂的政策一直不符合醫療實際需求，市醫人員疲於奔命，早為人所詬病。這份文件在科室間廣為流傳，我們用盡各種關係想讓長官明瞭A棟即刻疏散的必要性，對象包括行政院的高層和市長馬英九。
電視上報導曹姓婦人從台大康復出院，先是受到各方及鄰居的歧視，經過新聞報導之後，各方及鄰居開始同情。我個人的意見是曹姓婦人不知道自己有此疾病也非惡意散播，生病之後來和平急診求醫，因院方防護不夠造成醫護人員及病人嚴重感染進而封院，整個事件其實是院方過於輕忽所導致。我記得封院前一個禮拜，醫院第一線接觸病患的單位每人每天發一個N95口罩，全院會議時感染科林醫師向全體人員保證因為本院負壓隔離房不夠且不符合三級隔離標準所以絕不收SARS病人，所有疑似SARS病患將全數轉往台大，而本院相對安全。類似如此的鴕鳥心態就是造成今日過果一發不可收拾的根本原因。其實羅馬非一日造成，和平慘劇只能說是整體人類自私心的一個縮影。想想去年九月廣東出現非典型肺炎時中國封鎖消息，香港和北京的官員在做什麼？後來因為掩蓋疫情，衛生部長張文康和北京市長孟學農被撤職。當今年三月世界衛生組織義大利籍傳染病學家厄巴尼博士（Dr. Urbani）在越南河內法國醫院調查疫情時，首度警告SARS將造成全球性感染，厄巴尼也因感染SARS喪生。那時美國的官員在做什麼？在忙著籌備打伊拉克，而現在他們也有了疫情。當香港和北京的疫情無法控制時台灣的官員在做什麼？在驕傲的宣示三零（即零死亡、零社區感染、零境外移出）。如今想想這些作法都太被動消極，而不知不覺敵人已經叩關。篤信秘宗的婦產科馮大師說，這次的SARS就像是以前的瘟疫，因村人無德而降災，旅行的商人路過農村，發現全村人畜死光光。這些類似的病毒因為宿主全死亡而在人類歷史或演化史中不會留下任何記錄，但是現今的世界交通的便利頻繁，使得全地球就像一個村子，傳染病將不會限於某個地域而已（拿愛滋病來說就是最好的例子）。今日所有的人一致向外逃、怕被隔離、怕被傳染，對別人家裡的事漠不關心，等到瘟神整倒了你對面的那戶人家，就換上你家敲門。綜合來說，悲劇的發生是因為處理得太慢，處理得太慢是因為沒有經驗，沒有經驗是因為不曾主動去瞭解幫助別人，所有因果環環相扣，正應驗了前幾個月的國際社會和這幾天台灣民眾自私的心理。我只能說越是自私的社會將是死亡人數最多的社會，我們本身有幸逃過一劫，但是我們的家人或朋友很可能過不了關。
從這幾天同學打手機來的慰問電話中發現，已經有很多家醫院，只要是念的出名字的，都有SARS疑似或極可能病患收在負壓隔離房。現在是生死關頭請大家不要自私，無論你是黨政高官、民代、小市民、教授或學生、富商巨賈或販夫走族、醫護人員或病患、家庭主婦或娼妓、父母或子女，台籍或外籍，在SARS的眼中一視同仁。你將只有這幾個身份：未感染者、SARS疑似病例、SARS極可能病例、康復者、SARS急重症病患或屍體。請配合隔離政策去你該去的地方，就像蔡醫師一樣，為的是保全其他的族人。被隔離的一方請對外面的人寬恕，因為恐懼是人類防衛的本能。未隔離的一方請展現你們的無私與勇氣，不吝於施出援手。這是真正的平等，大家脫去社經地位的外衣，站在同一個演化的條件下，由SARS來區分適者與不適者。
主任整天不見人影，這兩天她開會奔走，一下子說台北市副衛生局長態度很硬，一下子又說哪個官員說這件事他們不能負責，整個人又累又是心灰意冷，已經放棄了抵抗。我心理實在不放心A9的那個病人，於是跑到A6的婦產科病房敲門，市醫團隊的吳醫師和王醫師現在正住在那邊。他們決定讓我到A9病房一探究竟，現在A棟的護理站，大部分都是市醫團隊的醫生和護士，他們的護士包下了我們的白班跟小夜班，而AICU已經給他們的醫師全包了，前陣子媒體和耳語不斷的攻擊他們，我也是其中一份子，可是他們還是堅守在自己的崗位上，無怨無悔的付出，對實在他們有些不好意思。我們先到A9護理站用電腦查他的實驗診斷數據，在電腦一頁一頁的下拉表單中我發現病人的抽血數據實在太吻合，接著看X光片，但現在全院病人的X光片都送到二樓X光室拷貝，可能即將要把所有的病人轉院。王醫師問我要不要去看病人，我猶豫了一下還是說不要了，因為看了也不能確定診斷而且我徒增受感染的危險。回到A612我馬上全身沐浴，我洗得非常慢，因為連脫內衣的力氣都沒有，雙腿發軟，牙齒有時打顫，我想這就是SARS恐慌症的症狀吧！洗完我連忙將毛巾和衣物全數壓進充滿消毒水的臉盆當中。
晚間發便當時被通知A棟將有一批人可以疏散到基河國宅或至善園，我們聽了都非常的振奮，當局終於明白A棟的情勢了。院方開會決議各科室主任及還有病患要照顧的主治醫師延遲疏散，其餘的人分批疏散。小兒科有三個人可在第一波的疏散名單中，主任決定是學長、大雄醫師和我，我因為東西太多無法立刻收拾自願和廖醫師交換，他家裡的六個月大女兒現在正發燒，讓他早日完成隔離回去看看女兒。大約晚上八、九點，科上被通知除了主任之外其餘的人都在第一波疏散名單當中，大家忙著收拾行李，然後全科再合照一張。照片上仍是八個人，蔡醫師的位置現在是吳醫師來頂替，主任說這件事能有這樣的結果她很驕傲，當晚她將獨自一人留守科辦公室。忙亂之中我接到一通院內某女醫師的來電，她說她已請託許多科幫忙調查科內遭受感染的人員最後的下落及其預後，她要做病例對照研究來探討封院措施不同對隔離人員造成的影響，對照組是與我們隔著華西街的另一邊規模跟我們醫院差不多而一樣遭到封院的仁濟醫院，我答應她一定會幫這個忙。
兒科醫師因為蔡醫師是SARS疑似病例的關係全部要送往一人一間隔離的至善園，我們量完體溫便在1F大廳等候，其他危險性較低的人將被送往兩人一間的基河國宅，集合中看到某些科的主任留下住院醫師自己先走，這幾天赤裸裸的人心看得太多了，也沒什麼好驚訝的。倒是我發現許多台灣女性的典範，像蔡醫師、黃主任還有B棟的護士小姐們，危難中本能的保護他人，溫柔而堅強，比許多男人有用的多，可能是母性的發揮吧！昔日坐滿等待掛號領藥民眾的一排排塑膠椅老早就不知去向，剩下的是四處一箱箱堆的如山高的各種物資，睡袋、衛生褲、大垃圾桶等，來來去去的人潮也變成了雙眼疲憊等候上車的人們，整個大廳是個寧靜而怪異的組合。突然，一位身材高大的老伯高聲大罵打破了沈默：「怎麼會有人這麼缺德自私？！根本是要害別人的命嘛！」原來是A2又傳出一位常往來AB棟支援的人吃退燒藥隱瞞三天的發燒，後來病情變嚴重而被發現，那位老伯正是這幾天和他在一起的人。此時葉金川教授的聲音又在全院迴響，除了交待疏散進度之外，再度強調只要防護措施做的好，A棟比外面哪邊都安全。兩件事正好一正一反、一前一後荒誕的發生，而我已累到不想去思索。
好不容易等到專車來，點名之後上車，我起先坐前排，總醫師學長悄悄跑過來拍我的背叫我去後面和他們坐在一起，我跑過去坐定之後問為什麼？學長說：「你剛才沒聽到老伯在罵嗎？前面坐的都是A2的人。」瘟神一路追到了醫院的門口，不知是否也上了車？不管了，今天能如此，比起B棟的人真的是幸福太多，可以說是他們用人肉築成的牆來擋住火勢，而使我們有時間逃走。想起去年七月，我剛拿到畢業證書來到和平醫院B棟2樓的內科辦公室，先是見總醫師詹尚易再去見內科主任黃蓮奇，表達想進內科的意願，只要是醫學生進入臨床之後，莫不為內科豐富的知識和深奧的學理所著迷。後來考慮到內科都是照顧末期衰竭的病人，急救加護工作又累又吃緊，醫療糾紛多家屬又愛告，薪水在健保給付之下恐怕賺一年連談和解的金額都拿不出來，退而求其次來到A棟6樓的小兒科，沒想到一念間竟決定了我的命運，否則今天被插管轉去國泰醫院的人可能就是我。台灣的民眾和中央健保局，你們還需要內科醫師嗎？
還有一個未報到，但實在等太久，點名的人說不等了，車子滑下斜坡緩緩前駛。多日不見，中華路和西門町的燈火比我印象中的還要繁華還要陌生，外面的世界還是充滿著歡笑與活力，沒有一絲的不對勁。回頭望去只見兩棟慘白的建築孤伶伶的聳入漆黑的夜空，像是隻巨獸的骨骸，也像是座廢墟。記憶回到了十天前，我看見和平醫院的大門一早被警衛打開，看病探病的人潮熙熙攘攘，門診護士頻頻向病人鞠躬，蔡醫師查完房去看門診，我們住院醫師忙著開立醫矚、與A6小姐一起抓著小孩打針。急診小姐急call我，我匆忙的穿過連結通道去看一個發高燒的小孩，看完向她抱怨不要每次都那麼急。急診堆滿著病患和病床，大家各自忙大家的，沒空搭理人。那晚我下班跑去理髮，理完回來醫院拿東西，經過護理站看到林護士的背影。我那時應該是衝過去拍拍她的肩膀說，A607的那個病人是SARS，至少戴了口罩再進去。一切的一切像是從沒發生過封院般的安靜平常。車子駛入茫茫的夜裡，我彷彿只是做了一場夢，一場我不願去相信的夢。
（全文完）
△自由廣場編者按（2003年5月9日）：因篇幅有限，「和平醫院隔離日記」連載至昨日告一段落。該文作者表示，封院第三天（四月二十六日）日記中有關市醫團隊前去和平醫院支援的描述違背事實，特別向因其日記而遭到傷害的他們感到十二萬分的抱歉，第九天和第十天（五月二日、三日）日記有對他們在和平醫院一同抗ＳＡＲＳ的奮鬥做描述。也對他們連日來的辛勞以及至五月七日仍未脫離危險的處境（他們的護士已經進到危險的ＡＩＣＵ中輪班）致上崇高的敬意。下列網址有全部日記刊載：http://wiki.newzilla.org/index.php?page=SARS。
△再次說明（2003年5月9日）
先說明一點：有關4/26對市醫團隊的描述是根據陽明醫院吳醫師來我們科上吃飯所說的話，我將他的話大致記錄下來。那時謠言四起，我想出自於本人親口所說應該不會有錯。豈知他們在5/2來找我澄清，後來我還親自去瞭解他們的工作內容，一樣的，我把這些都寫成日記。我對於會發生這種情形，感到非常抱歉，也對他們「好心沒好報」的心情十分瞭解。我只能說，4/26前後我所能蒐集到的資訊都是對他們不利的。
所以我一開始就有說過這十篇只是我個人日記，裡面的話不能盡信，也不代表和平醫院封院全部真實的情況，有待讀者收集各方資訊加以判斷。我能做的，就是事後在日記中將他們的實際工作呈獻給讀者，也有在日記中道歉，這些我都做了，至於自由時報中斷連載的部分我也會想辦法在其他的報紙上登出來。
在此鄭重的向市醫團隊所受到的中傷，就我日記的部分，再一次的道歉。如果他們有什麼需要我向大眾澄清，我想我都能配合。煩請熱心人士幫我轉達這份心意，謝謝！
△公祭日（2003年5月18日）
早上起床，梳洗過後換上白襯衫、黑色西裝，我打了條黑色領帶、穿上黑色皮鞋和爸媽道別之後出發。他們現在的表現比較正常，記得5/13我剛結束陽明山至善園的隔離回到家，媽一看見我就把我用力的抱住，爸爸則是下班後踏進家門發現了正在客廳打電話的我，笑了笑摸摸我的頭。媽媽就算了，我們一向就很親，倒是我們父子似乎不曾這樣過。今天本來是我堂哥大喜的日子，但我考慮到親戚們的感受，像我這種身份似乎更適合出現在喪禮上，前天已和同事們約好，今天要送佳鈴最後一程。
我坐計程車來到了台北第二公墓，在辛亥隧道的入口旁，因為和平醫院封院還未解除使我不能取車。第二公墓裡人非常多，我在看板上遍尋不著佳鈴的名字，總醫師姜學長打手機給我，我才知道佳鈴和其他這次事件的犧牲者在外面臨時搭建的靈堂裡面，所以第二公墓看板的各個廳中填的都不是他們的名字。我來的有點晚，公祭儀式已經結束。在靈堂外面我認出了我們A6的護士小姐、姜學長和李學長，大家戴著口罩在那邊不知道商量什麼事情。佳鈴生前的人緣極好，A6小姐來了七、八成，大約有十五人左右，我看了又是欣慰又是心酸。她們認出了我，直誇我文章寫的棒，她們提到了我寫到她們偷渡到替代役男中心那一段，我連忙解釋說那一段主要是描寫AB棟撤離的人員都到同一棟建築、而且任何人都可以上車的不合理的決策，寫成偷渡是因為貪圖一時筆快，對她們沒有責備的意思。她們當中有人說看到我來很高興，因為佳鈴很照顧我，我點了點頭。
姜學長說你就進去看看佳鈴，順便簽個名。一踏入靈堂門口，悠悠的誦經聲撲面而來，行禮的人低著頭，在供桌前面站著排成四排，供桌三面各有一位比丘尼跪著誦經，桌上堆著鮮花素果和法器，供桌後方的牆上是五位罹難者的靈位與照片，我在右手邊數來的第二位找到了佳鈴。我看著佳鈴的遺容，是張彩色照但照得偏白，嘴唇輕輕抿著而且沒有笑容，實在不像平常的她。我忽然想起她死前所遭受到的一切，視線很快的模糊了，我把目光下移到前方的人的身上，他們也拿著佛經跟著誦唸，我不會誦經，只是低著頭默默聽著。在供桌和行禮的人的四周立著四、五架攝影機，幾位攝影師就用他們的攝影器材把我們包圍著。
左手邊數來第二位是林重威醫師，他是內科第一年住院醫師，今年三月剛從軍中退伍，七月份要到國泰小兒科報到，他四月份才剛來和平醫院內科上班，一方面賺點錢，另一方面主要是來陪他的女朋友，所以嚴格上來說他內科的資歷根本不到一個月。他的女朋友是和平醫院的皮膚科醫師，他們倆從台北醫學院學生時期就是班對，沒想到他這個充滿著情意的決定竟使他值到B8的死亡班。在封院前一日4/23當天他出現發燒和腹瀉的現象到本院B棟1F急診留觀，4/24封院，後來情況惡化到呼吸困難但是無法轉院，因為沒有任何一家醫院要收，運用關係好不容易找到未來的東家國泰醫院願意收他，於是在4/29轉往國泰醫院插管，但仍然在5/15不幸撒手離開人世，發病到死亡共短短23日，得年29歲，他是台灣第一位因SARS而死的醫師，也是台灣第四位因SARS而死的醫護人員，林爸爸老淚縱橫的拒絕台北市政府將他的骨灰入祀忠烈祠，連市長馬英九的電話都不接，而選擇讓他的魂魄常伴澎湖故鄉的碧海藍天。
右手邊第一位是陳靜秋護理長，她是B8的護理長，被劉姓洗衣工感染，於4/17發病，她們B8的護理人員因不明原因集體發燒，請教感染科主任林榮第醫師，林主任回答她們說只是單純的一般感冒。因為信不過和平醫院，所以她請假到她的母校（耕莘護校）的實習醫院（耕莘醫院）急診打點滴，隨後在4/23被轉往台大急診，由台大通報SARS疑似病例，而不是由和平醫院通報，有人竄改了這部分的通報資料。因台大已無負壓隔離房，於4/30呼吸衰竭轉林口長庚，在林口長庚時覺得太痛苦而自拔氣管內管，再由麻醉科醫師重新插回，當晚急救無效宣告不治死亡，從發病到死亡更短只有14日，她是台灣第一位因SARS而死的護士，也是台灣第一位因SARS而死的醫護人員，嚴格來說，她並不知道她有照顧SARS病患，她本身就是SARS病患。她曾經對她B8單位的小姐說過：「為什麼是我？！」市政府在5/1便把她封為抗疫天使，急忙的將她入祀忠烈祠，成為了當天以及後來持續新聞的焦點。
林佳鈴是我們A6的護士小姐，她在4/22晚上照顧A607的印傭Murabyah小姐。Murabyah是位孕婦，之前看護B812第二床病人，沒有人知道她什麼時候開始發燒，4/22因為肚子痛到B1看婦產科急診，當天值班婦產科醫師診斷為內出血，並且懷疑有SARS的可能性，照胸部X光發現右側肺葉出現白色區塊。下一班值班婦產科醫師不察將她收到我們A607病房，因為當時院方並無向院內發佈B8為疫區，只有耳語流傳，於是Murabyah就被當作一般婦科疾病患者收到婦產科病房內。4/22當晚Murabyah情緒激動，坐在A棟6樓的新生兒加護病房前的椅子上哭泣，不肯回房內睡覺。佳鈴很好心跑過去安慰她，歷時很久，更驚人的事實是，佳鈴有戴口罩，不知是外科口罩還是N95？Murabyah於4/25由我們A6的小姐推回B8病房，之後轉送基隆長庚，於4/30不治死亡，無法估算她發病到死亡的時間。佳鈴剛開始先輕微的瀉肚子，然後4/26在替代役男中心的宿舍被發現高燒無力嗜睡躺在床上，A6小姐們有鑑於和平封院B棟的混亂情勢將她送往國軍松山醫院，可惜我在每張邱淑媞對和平醫院隔離人員的宣導單張的背面發現了醫院的進貨單上印著3000瓶的IVIG，松山醫院至少在5/1為止都沒給佳鈴投予IVIG。她在松山醫院開始吃Ribavirin，兩天後退燒，但隔一天又開始發高燒，佳鈴告訴那邊一樣害怕的護理人員說：「沒關係！妳們不用進來。」她每天自己量心跳體溫血壓，不讓那邊的護士進去量。5/3出現乾咳和呼吸衰竭轉往台北榮總加護病房插管，5/4呼吸器的正壓將她爛掉的肺泡壓破，出現氣胸，緊急插入一邊的胸管，由皮膚經兩肋骨間刺入胸腔，將空氣導引出來。5/5另一邊肺也出現氣胸，再度刺入另一邊的胸管。5/9動脈血氧濃度往下掉，出現心肺衰竭，經榮總加護人員心臟按摩急救三小時回復，但血氧濃度一直維持在80%左右（普通人至少95%以上），無法再往上提升。5/11下午再度出現心肺衰竭，經急救於下午三點宣告不治死亡。發病到死亡共16日，得年29歲，她是台灣第三位因SARS而死的醫護人員，在榮總急救期間A6小姐不斷聯絡記者提供消息，榮總的醫師也召開記者會指責和平醫院不該讓員工在防護裝備不足的情況下去接觸SARS病患。A6小姐們的苦心總算沒有白費，台北市政府提供豐厚的撫卹，也迅速的讓佳鈴入祀忠烈祠。
SARS急重症患者會發生呼吸衰竭，如果救不起來，就會變成心肺衰竭，最後依照絕大部分疾病末期的走法，因心肺衰竭導致全身組織血氧不夠所引發的多重器官衰竭。我想起高長照護過林永祥醫師的醫護人員敘述他悽慘的死狀，身上插滿著大大小小的管子（鼻胃管、氣管內管、導尿管、胸管、中央靜脈導管、幾條周邊靜脈導管和體外循環充氧所需要的多條管子）。我實習時曾在加護病房內急救過多重器官衰竭的病人，他們死時都一樣，身上不停的冒冷汗，頭髮全濕了，我用力壓擠他們的胸膛，覺得是一塊又硬又滑又濕又冷的東西，白色的泡沫從氣管內管和他們的嘴角不斷的吐出，兩眼睜的大大的，最難以解釋的，每個人都一樣，臉上都掛著兩條清澈的眼淚。
林重威、陳靜秋、林佳鈴、林永祥入不入忠烈祠不該是重點，很肯定的是他們都不是自願的，他們都進了枉死城，沒有一個人被告知病房內有SARS病患。他們死時必定經過層層的痛苦，希望麻藥的效果能夠將這些痛楚阻擋在他們的知覺之外，讓他們好走些。佳鈴生前待人極好，認識的人都這麼說。我記得我去年剛來兒科報到，小孩子的點滴不是很會打，好幾次都是她幫我代勞。我跑到嬰兒室學嬰兒洗澡，也是她來教我。她的好心對待印傭換來了她的死亡，沒想到她死前還是一樣為人著想，這樣一個善良的靈魂結束竟如此淒涼，天理何在？！神啊！你有在看嗎？！你有在看顧他們每一個人嗎？！你對我們的啟示到底是什麼？！誦經聲與木魚聲依舊以同樣的速度呢喃，沒有回答，我用袖子抹乾臉上的眼淚，退了出來。
A6的小姐決定5/25參加佳鈴宜蘭老家的公祭，她們登記好火車票，留下來的人還要抽籤，她們如果不離職的話，有三分之二的機會會抽到照顧SARS病患的籤。我問她們為什麼要抽？有人說沒辦法有經濟上的壓力，另一位曾去過B棟支援的小姐說：「SARS病人真的很可憐，不然誰理他們？」和平醫院封院第一天緊急召回一千多人而有七百多人報到，很多人覺得封院的決策不合理，但為了政府公信，還是相信政府回來報到，但後來政府的作為令我們很失望。一個月後，和平醫院用人命換來的寶貴時間沒有被台灣的政府和各級醫院好好利用，現在台灣島上最嚴重的問題是各級醫院的院內感染（高雄長庚、高醫、馬偕、台大急診、關渡、澎湖縣立醫院等）以及醫護人員拿不到重要的防疫資源的問題（守加護病房的醫護人員一個禮拜兩個N95口罩）。和平慘劇的劇碼在台灣島上的每個角落重新上演，死亡人數達到50人，極可能病例突破500人，世界衛生組織指我為疫情擴散速度最快的地區。情勢變化相當的快，而台灣社會的弱點一覽無遺，醫護人員在救人的天職與殘酷的現實環境中掙扎。
我搭學長的便車，在市府捷運站前告別了學長，聽學長說蔡醫師已經沒事了，目前在她的娘家中修養，叫大家別打擾她，不過她確實有遭到感染，RTPCR的檢查為陽性。進捷運站前我在思索著A6小姐們的抉擇。不管每個人的考量或動機是什麼？今天如果我們的父母朋友或小孩全都因為SARS比我們先走，而我們醫護人員還好好的沒事，那將是我們醫療工作者的奇恥大辱，無論資源夠不夠，對待合不合理，這場仗我們還是要先打。陽光灑遍了整個台北街道，商店的玻璃窗變的光彩耀眼，行道樹綠油油的葉子透著光葉脈清晰可見，我低頭看到我堅實的手臂上每一根毛髮剔透閃亮，青春與年輕的氣息暖活了我全身，使我不自覺的伸了個懶腰。我發覺我擁有比全世界財富還要珍貴的東西，這一切，與佳鈴一樣，要我放棄真的很難，真的好捨不得。
☉郭正典
（2003.4.29，自由時報自由廣場）
▲深入和平醫院100小時獨家直擊
（2003.4.30，壹週刊101期）
（略）
封院其實還不可怕，最可怕的是，已經爆發SARS的醫院內，原本只容納得下四百人的空間，突然擠進一千多人，而且沒有區隔，也沒任何防護器具，有如猶太人集體被趕到集中營用毒氣毒死一樣。
（略）
會場約有二十幾人，大家都戴著口罩，葉金川穿著防護衣，沒蓋住頭，邱淑媞的裝備最齊全，除了穿防護衣和頭罩，還帶著氧氣筒。忙了四天的內科主任質問邱局長：「你知不知道我的人倒下多少？」邱淑媞回說：「你告訴我，我對一對。」內科主任氣憤的接口：「要知道我的人倒下多少，請直接到B棟來看！」
一位主管質疑：「外界傳說，醫院協會要組團進來協助，但衛生局不答應，是不是真的？」邱淑媞說：「你們自己的事情不解決，誰來幫你們解決？」又說：「我也很怨嘆啊，為什麼是和平醫院？」會議講到最後，邱淑媞的氧氣筒逐漸不足，不斷發出嗶嗶聲。
會議結束後，也有醫師質疑：「他們去B棟，全身包那麼緊，還帶氧氣筒，第一線的醫師都沒有這麼強的裝備，他們會怎麼想？」
（略）
▲搶救和平醫院內的同胞
☉鍾醫師
（2003.4.30，自由時報自由廣場）
（轉載自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03/new/apr/30/today-o6.htm）
市立和平醫院把兩百多名住院病人和近千名員工一起關閉於狹窄的感染源頭內，讓他們更容易相互感染，這嚴重違背ＷＨＯ的原則。又要求這些應被隔離的醫護人員，在防護裝備不足的情況下去照顧ＳＡＲＳ病患，是不顧醫療人員的性命，更是踐踏人權！這種沒有計畫、沒有準備的集體隔離，是集體傳染與集體犧牲！美國疾病管制中心（ＣＤＣ）專家進入和平醫院了解情況並提出建議之後，院內分級、分層和分類管控措施才進入軌道；雖然部分病患已轉移到國軍松山醫院及其他醫院，但是院內疫情仍持續蔓延：連呼吸困難而插氣管內管的垂危病人，除沒有加護病房可住，也因沒有隔離電梯而不能轉送其他醫院。陸續傳出醫護人員、病患、家屬出現疑似ＳＡＲＳ症狀，連感染科的三位醫師中的兩位都已病倒。這些在和平醫院與替代役中心的集體隔離者在空間、空氣、營養、生活條件及心理層面皆較差的情況下，身體、精神日益耗損，又得再去照顧病患，面對的未來，又是十四天的隔離期，隨著新病例的出現，一延再延而遙遙無期，難道沒有辦法把他們從煉獄中拯救出來？
方法不是沒有，但時間已不多；只有淨空和平醫院，把醫院所有病患、家屬與醫護人員依其情況分送至具有獨立空調、一人一間的隔離房間接受觀察與專業治療（包括和平醫院之醫護人員也要接受觀察與專業治療，不應再照顧病患）；這樣，這些同胞才有重見光明的一日，這樣，也不會影響全國人民的安全（因為這些同胞都是隔離於一人一房的獨立空調房間內，不會發生疫情的擴散）。在替代役中心集體隔離的和平醫院員工也應比照此方法處理。
☉林孚嘉
（2003.5.1，自由時報自由廣場）
▲周經凱的太太有話要說
☉李宜殷
（2003.5.1，自由時報自由廣場）
（轉載自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03/new/may/1/today-o4.htm）
一、根據ＷＨＯ之規定：如可能接觸ＳＡＲＳ病患，則須在家隔離十天。（網址：http://www.who.int/csr/sars/management/en/）
二、應被隔離的醫護人員，不應再被要求於防護設備不足的情況下，去照顧ＳＡＲＳ病患。
而且，周經凱已經沒有消化外科的病人在院內，也不是感染科或內科醫師。最重要的是，他自己應被隔離。
三、即使在如此強大的輿論和被拘提的壓力下，周經凱並沒忘記身陷「和平煉獄」的同仁：
─以信函向ＷＨＯ、美國ＣＤＣ、世界人權觀察組織求援（都有留下紀錄），請求糾正一千多人與ＳＡＲＳ病患一起集中隔離於狹窄的感染源內之不當。實在是我們的身分和處境，不能也不敢向上級建言。
─周經凱鍥而不捨地透過中研院某所長，向何美鄉院士建言。也以校友的身分，請求台北醫學大學許重義校長向美國ＣＤＣ求助。也向遠在美國的前中央社社長、前駐挪威、荷蘭代表施克敏求助。
─以筆名「鍾醫師」，在四月三十日自由時報「自由廣場」發表「搶救和平醫院內的同胞」一文。
─聯絡涂醒哲署長數次未果。
四、周經凱在和平醫院服務二十多年，深獲病患好評。此次，只因為不做無意義的犧牲而蒙羞、遭人唾棄。
五、有了和平醫院的慘痛教訓，所以仁濟醫院關閉之後，醫護人員是全部離院，並不集體隔離於仁濟醫院之內。此舉迥異於和平醫院近千名醫護人員所受之待遇。
六、我們全家人在人煙稀少的山中做居家隔離，到四月三十日已進入第七天，沒有任何人發燒、咳嗽、生病，更不是超級傳播者。我們沒有到處跑，兒子也沒參加學校的期中考。四月二十九日下午五點，我們以傳真向衛生局防疫科告知我們的情形，不知為何仍被列為失聯而公布姓名。（作者李宜殷╱和平醫院消化系外科主任周經凱的太太）
▲邱淑媞的太空裝
☉黑雨
（2003.5.3，自由時報自由廣場）
（轉載自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03/new/may/3/today-o5.htm）
（略）
邱局長只是進去觀光遊覽幾分鐘就得這麼穿法，那和平醫院裡面的醫生、護士、病人又該怎麼穿？他們都可以擁有像邱局長一樣的「太空裝」嗎？
（略）
▲SARS九命冤死 和平院長謊言殺人
（2003.5.8，壹週刊102期）
（略）
馬英九所用的吳康文、邱淑媞等人，出了事，連一句檢討、道歉的話都沒有，遑論下台負責，他們只會在媒體製造英雄、愚弄百姓。可嘆的是，被民眾寄予厚望的馬英九，竟也成了跛腳市長，對吳等人軟弱無能、毫無處置，甚至被這些無恥官僚牽著鼻子走。
（略）
☉龔招健╱整理
（2003.5.9，中國時報）
▲和平醫師：近40同事封院後感染
（2003.5.9，中國時報）
（轉載自http://news.chinatimes.com/Chinatimes/newslist/newslist-content/0,3546,130501+132003050900583,00.html）
【修淑芬、吳慧芬、邱俊吉╱台北報導】
從和平醫院廿四日封院以來，到底有多少醫護人員，因封院被波及感染，生命正處在與SARS拔河？一位和平醫院的資深醫師說，光是護士就超過卅位，醫師有七、八位。
從封院以來，衛生單位始終不給正確數據，說明封院後有多少醫護人員被感染。一位站在第一線與SRAS抗疫的資深醫師上午氣憤地指出，衛生局當然給不出來，因為他們根本不知道！
（略）
☉文德
（2003.5.14，自由時報自由廣場）
▲悔教夫婿抗煞去！
☉許鈺暄
（2003.5.26，自由時報自由廣場）
（轉載自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03/new/may/26/today-o1.htm）
（略）為了不願意再看到醫護人員犧牲，離開基河國宅兩天，他即刻南下，投入另一個ＳＡＲＳ戰場，只求以自己的經驗多救一個人。五月廿二日他人在高屏抗疫救火，收到的是台北市衛生局的罰款九萬元懲戒，讓正在聆聽他經驗傳承的高屏抗ＳＡＲＳ同仁驚訝不已。第一個從台北下去幫忙他們的和平醫院醫生，竟被台北市衛生局懲處，但是此事並未改變「醫生的戰場在醫院」。五月廿三日他到沙鹿光田醫院分享經驗的行程，他希望能再圍堵偷渡犯極多的海線三鎮。
（略）（作者許鈺暄╱和平急診科主任張裕泰之妻）
▲真英雄被糟蹋
☉陸希平
（2003.5.29，自由時報自由廣場）
（轉載自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03/new/may/29/today-o5.htm）
（略）
假英雄與政治明星一句留待申訴的話，根本是歪曲程序正義，錯在判決，卻要英雄為迫害作出說明，等於是雙重的屈辱，我想說的是，大多數的醫護人員都肯為抗ＳＡＲＳ盡心力，但抗煞的功勞應歸屬第一線人員，對於假英雄及政治明星，我充滿了不屑，這種人沒資格審判我們的真英雄，更不配到抗ＳＡＲＳ的犧牲英靈前上香。（作者陸希平╱光田醫院胸腔外科主任）
▲看和平紀錄片醫護啜泣
（2003.6.19，蘋果日報）
（轉載自http://www.appledaily.com.tw/template/twapple/art_main.cfm?loc=TP&sec_id=5&art_id=122795&showdate=20030619）
（略）
公共電視台今晚十點首播長達五十八分鐘的《和平風暴》紀錄片。負責規畫紀錄片的製作人馮賢賢在昨天的記者會中表示，官方提供資料推拖拉，不願證實和平事件的數字，經工作人員私下取得資料一筆筆勾稽後，確定和平醫院總共通報一五○位可能病例，死亡病例共三十五人。
▲morpheus贊曰：
重讀這些大約一年半之前的文章，還是有恍如隔世之感。
「和平醫院SARS隔離日記」第九日中有一段：「前幾天前主任到我們急診室對面一家很有名的乾麵店吃乾麵，聽到老闆說『護士賺那麼多，有什麼好抗爭的？！』」這再一次印證了台灣社會「強烈的反醫情緒」。
站長知道一向有人認為「壹週刊」是「八卦、聳動、煽動性報導」的代名詞；對於「壹週刊」對和平醫院封院的報導，也有人相當不以為然。不過，「在盲人的國裡，獨眼的便稱王。」站長個人認為「壹週刊」這兩篇報導瑕不掩瑜。（荒謬的是：台北市政府還曾經企圖追究「壹週刊」記者的「法律責任」。）
台北市衛生局長邱淑媞的太空裝和氧氣筒可真是高檔裝備啊，當時全台灣在照顧SARS病人或為SARS病人插管的醫療人員，看到這畫面時心中恐怕只有一個字吧。
逝者已矣，來者可追。祝福和平醫院封院的倖存者。也希望台灣在下一次的考驗中不會再如此進退失據。
▲morpheus註：
「和平醫院SARS隔離日記」中的「前一日」至「第六日」部分，後來以「和平醫院隔離日記」為題，「曉明」為筆名，刊載於自由時報自由廣場：
封院前一日：婦產科醫師被罵豬頭
封院第一日：醫師遲早會力盡倒下
封院第二日：去了也只是白白送死
封院第三日：有人冷靜面對，有人製造混亂
封院第四日：台灣的達斯汀霍夫曼在哪裡？
封院第五日：切子宮肌瘤的刀法切西瓜
封院第六日：衣服自己脫光，手機銷毀
與http://wiki.newzilla.org/SARSQuarantineDiary上的「和平醫院SARS隔離日記」比較起來，自由廣場的版本似乎是被自由時報修改潤飾過了。
http://wiki.newzilla.org/SARSQuarantineDiary上的「和平醫院SARS隔離日記」中，「第二日」部分在「Line 2」那一段開始殘缺不全，對於這部分，站長轉貼自由廣場的「封院第二日」。
▲相關連結：
馬英九市長一句「視同敵前抗命」讓很多醫療人員徹底寒心。不知SARS讓台灣多少醫療人員得了PTDS (post-traumatic distress syndrome)？有沒有人在研究？
Posted by: wadadon | 2004/11/6 at 下午 11:06
若您的研究成果已發表於期刊，請提供。否則站長只好將您的comment視為廣告刪除。
Posted by: morpheus | 2006/4/24 at 上午 12:02
羅先生：
已過四天了，您還是未能提出研究成果的證明，只好將您的comment刪除，很抱歉。
Posted by: morpheus | 2006/4/28 at 下午 8:19